七月下旬,洪熙帝的大丧结束,在宣德帝主持的第一次朝会上,杨士奇被晋升为少保,杨荣和金幼孜为太子少保。读蕶蕶尐说网
这可谓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不仅使得内阁大学士通过加衔再度提升了品阶,而且内阁首辅杨士奇由于少保的加衔,在品阶上已经超过了那些加衔低于少保的六部尚书。
洪熙帝时,为了提高内阁的地位,给正五品的内阁大学士都进行了加衔,以提高其官阶。
于是,杨士奇兼礼部左侍郎,杨荣兼太常寺卿,金幼孜兼户部右侍郎,官阶从正五品跃升为正三品。
有一点必须要明确的是,大学士“兼”的尚书、侍郎等职务为虚职,只是一个加官而已,用来提高本身的品级,并不处理所加官职部院的事务。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内阁是一套机构,内阁阁员在文渊阁当值,拥有着大明政务的议政权。
而府六部是另外一套机构,尚书、侍郎和都督在各大部院衙门当值,拥有着大明政务的行政权。
双方是两套平行的系统,互不统属,各司其职。
先不说有人要是同时在这两个机构担任要职的话会分身乏术,如果相互间可以进行兼任的话,那么也没有必要设立内阁了,直接让六部尚书来充当内阁阁员的角色皆可。
可如此一来,议政权和行政权还是都落在了六部的手里,使得六部权力过大,容易滋生腐败,尾大不掉,故而皇帝要进行分权。
必须要先说明的是,礼部尚书的情况有些特殊,另当别论。
因此,内阁和六部的关系就很好理解了,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
至于后来为何内阁时常会凌驾于六部之上,要想弄清楚这里面的关系,还要从内阁的特殊性质来说起。
内阁成立之初只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内阁的阁员并不一定要在五府六部里做过事情,例如杨荣和杨士奇,就从未在六部里担任过职务,而是以翰林的身份直接入阁。
后来,由于内阁权势日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规定只有翰林出身的侍郎、尚书才有资格入阁,这就使得内阁和六部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了起来。
而一旦六部的侍郎、尚书入阁后,那么他们将从六部离职,不再担任六部中的职务,会有新的尚书或者侍郎来取代他们,不过他们在六部的职务通常成为一种表示荣耀的加官。
例如,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尚书许赞在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后,吏部尚书一职由熊浃接任,这意味着许赞不再是吏部的人。
入阁后,许赞的身份是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由此一来,大明看上去就有两个吏部尚书,但由于许赞是大学士,故而他的吏部尚书只是一种加官,并不能干涉吏部的部务,吏部的部务由熊浃主管。
进入内阁后,许赞手中的权力大减,这使得他不由得哀叹,“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
故而,许赞在嘉靖二十四年就引职乞休,并且忤逆了嘉靖帝让他留任的旨意,落职闲住,足见其在担任吏部尚书和大学士时权力待遇的巨大反差。
通常来说,吏部尚书位于六部尚书之首,号称“天官”,故而吏部尚书一般不入内阁,以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以次之的吏部的侍郎入阁。
因此,像许赞从吏部尚书的位子上入阁其实已经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现象。
而那些挂着吏部尚书头衔的大学士,基本上都没有在吏部担任过尚书,只是一种表示荣誉的加衔而以。
在六部尚书中,最为清闲的礼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反而最容易入阁,而礼部尚书通常会成为首辅。
如果六部的官员入阁后依然“兼任”着六部的职务,其在六部的职务没有被新任的官员取代,那么官衔之间就不能用“兼”字,而是用“掌”或者“判”等差遣用词。
以高拱和方献之为例,两人是大明历史上仅有的两个以吏部尚书入阁,并且还依旧在吏部担任着尚书的人,名为“掌”部事。
不过,方献之很快就不再兼任吏部尚书,而高拱则属于隆庆皇帝的特殊照顾。
至于严嵩和张居正等人,他们担任大学士的时候虽然都有吏部尚书的头衔,但那是加官而已,并不负责吏部的事务,吏部有一位实职尚书在处理日常事务。
有一点值得一提,由于礼部事务清闲,而且权力有限,故而礼部尚书入阁后时常会保留其礼部尚书的职务,既是内阁的大学士,同时也是礼部的尚书,属于特例。
洪熙帝时,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的官阶还位于六部尚书之下,与六部侍郎平齐。
以杨士奇为例,他担任大学士只是正五品的官阶,加官礼部左侍郎后成为了正三品的官阶。
当然了,杨士奇的礼部左侍郎是一个加官,并不是实职,故而不管理礼部的事务,礼部的事务由一名实职的礼部左侍郎处理。
正是由于有这种加官的体系,故而明朝历史上同一时期会出现几个人拥有同一职务的现象,不过其中只有一个人的官职是实职,其他的都为虚职,属于加官。
少保属于三孤,即少师、少傅和少保,是从一品的荣誉官职,只用来晋升官衔,并没有实际的职务。
故而,有了少保的加衔后,杨士奇的官阶已经提升为了从一品,超过了六部尚书的正二品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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