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年间
卢植忤逆董卓,惹来杀身之祸,蔡邕和彭伯为何要为卢植求情?彭伯与卢植的交情在史书上没有记载,而蔡邕和卢植则是有交情的记载。
当年(178年),蔡邕被判流放并州朔方郡时,只有卢植上书为其求情;所以这次卢植得罪董卓,蔡邕则为卢植求情,亦是报恩。
范书《卢植传》:(卢)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独上书请之。邕时见亲于(董)卓,故往请植事。
这里要讨论的重点,是范书《蔡邕传》中的一个让人感到疑惑的地方:按照本传行文顺序,蔡邕似乎是从避难的吴地直接被董卓征入朝廷的。这可能吗?
这个问题,应该有前辈史家注意到过,但考据涉入不深。
据闻现代台湾学者施之勉做《后汉书集解补》为此做了考据,可惜我无缘拜读,所以还是自己来动手吧。
按照中平元年(184年)三月,党锢解除时,大批获罪的士人均返回原籍(如张俭是返回原籍隐居),或者入朝为官(如刘表入大将军府)。以蔡邕才学出众,天下闻名,不应例外,范书《蔡邕传》却只字不提,违背常理。
《袁纪·卷24》则提到一件事,说朱儁率军攻打宛城黄巾时,蔡邕是以议郎的身份随军;再有宛城久攻不破,于是朱儁登高观察城内动静,胸有成竹的回头对蔡邕说出对策。
《袁纪·卷24》:(朱)儁登土山望之,顾谓(蔡)邕曰。
周天游对此作注:不及蔡邕。且邕传亦不载此事,疑其有误。
同样的故事情节,到了范书《朱儁传》,则是“(朱)儁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这里,范晔认为袁宏写错了,应是张超,而不是蔡邕;范晔也未写蔡邕此时在朱儁的军中。
另外在范书《边让传》中也提到一件事——蔡邕向大将军何进推荐提拔边让。
范书《边让传》:议郎蔡邕深敬之(边让),以为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
边让是在中平年间(184-189年)被大将军何进征入大将军府的,这则史料似乎可以证明:蔡邕在中平年间(184-189年)有入朝担任议郎。——此事先存疑。
其次,从《蔡中郎文集》、《全后汉文》(69-80卷)中辑录的蔡邕所作的文章、碑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平年间(184-189年)病故的朝廷高官、亲属、名士的碑文,竟然多为蔡邕所做。
如:中平元年(184年)逝世的桥玄、袁隗夫人马氏;中平二年(185年)逝世的刘宽、杨赐、范冉;中平三年(186年)逝世的陈寔。
范书《桥玄传》载桥玄于光和六年(183年)去世,而碑文两篇并载为中平元年(184年)去世。
袁隗在初平元年(190年)三月被董卓杀害,蔡邕为袁氏亲属做碑文必然不会晚于此时;再有桥玄和陈寔都是豫州人,豫州有参与反董(豫州刺史孔伷屯兵颍川郡),所以说,蔡邕也不可能是在初平元年(190年)到豫州为桥玄、陈寔作碑文。
以此推测:这些碑文虽然有可能是在中平六年(189年)九月至初平元年(190年)二月之间(加上一个闰十二月,共七个月时间)所做,但更多可能是在中平年间(184-189年)所做。
那么以《边让传》的“议郎”和这些碑文证据,能否证明蔡邕在中平年间已入朝为官呢?
其实不然,我觉得蔡邕本文的文字才是最重要的证据。譬如:蔡邕在其奏章《表太尉董公可相国》中写道:流离藏窜,十有二年。
见《全后汉文·卷71》及《蔡中郎文集·卷8》,后简称“表相国章”。
虽然这段文字之前有脱文,但仍然可以判断出是蔡邕说自己流亡在外有十二年之久。以蔡邕获罪于光和元年(178年)推算,到中平六年(189年)确实有十二年(虚岁)。足以证明蔡邕在184-189年间并未入朝。
所以,综合判断,最合理的情形应该是:蔡邕在中平年间(184-189年)就已经重返雒阳及中原地区政治圈(写碑文之类),但没有入朝为官。
范书《边让传》中的议郎身份,可能是脱“故”字,因为蔡邕获罪流放之前的官职就是“议郎”,而到了中平年间,蔡邕应该是以平民的身份向何进推荐边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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