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细考（1 / 2）

中平年间

卢植忤逆董卓，惹来杀身之祸，蔡邕和彭伯为何要为卢植求情？彭伯与卢植的交情在史书上没有记载，而蔡邕和卢植则是有交情的记载。

当年（178年），蔡邕被判流放并州朔方郡时，只有卢植上书为其求情；所以这次卢植得罪董卓，蔡邕则为卢植求情，亦是报恩。

范书《卢植传》：（卢）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独上书请之。邕时见亲于（董）卓，故往请植事。

这里要讨论的重点，是范书《蔡邕传》中的一个让人感到疑惑的地方：按照本传行文顺序，蔡邕似乎是从避难的吴地直接被董卓征入朝廷的。这可能吗？

这个问题，应该有前辈史家注意到过，但考据涉入不深。

据闻现代台湾学者施之勉做《后汉书集解补》为此做了考据，可惜我无缘拜读，所以还是自己来动手吧。

按照中平元年（184年）三月，党锢解除时，大批获罪的士人均返回原籍（如张俭是返回原籍隐居），或者入朝为官（如刘表入大将军府）。以蔡邕才学出众，天下闻名，不应例外，范书《蔡邕传》却只字不提，违背常理。

《袁纪·卷24》则提到一件事，说朱儁率军攻打宛城黄巾时，蔡邕是以议郎的身份随军；再有宛城久攻不破，于是朱儁登高观察城内动静，胸有成竹的回头对蔡邕说出对策。

《袁纪·卷24》：（朱）儁登土山望之，顾谓（蔡）邕曰。

周天游对此作注：不及蔡邕。且邕传亦不载此事，疑其有误。

同样的故事情节，到了范书《朱儁传》，则是“（朱）儁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这里，范晔认为袁宏写错了，应是张超，而不是蔡邕；范晔也未写蔡邕此时在朱儁的军中。

另外在范书《边让传》中也提到一件事——蔡邕向大将军何进推荐提拔边让。

范书《边让传》：议郎蔡邕深敬之（边让），以为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

边让是在中平年间（184-189年）被大将军何进征入大将军府的，这则史料似乎可以证明：蔡邕在中平年间（184-189年）有入朝担任议郎。——此事先存疑。

其次，从《蔡中郎文集》、《全后汉文》（69-80卷）中辑录的蔡邕所作的文章、碑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平年间（184-189年）病故的朝廷高官、亲属、名士的碑文，竟然多为蔡邕所做。

如：中平元年（184年）逝世的桥玄、袁隗夫人马氏；中平二年（185年）逝世的刘宽、杨赐、范冉；中平三年（186年）逝世的陈寔。

范书《桥玄传》载桥玄于光和六年（183年）去世，而碑文两篇并载为中平元年（184年）去世。

袁隗在初平元年（190年）三月被董卓杀害，蔡邕为袁氏亲属做碑文必然不会晚于此时；再有桥玄和陈寔都是豫州人，豫州有参与反董（豫州刺史孔伷屯兵颍川郡），所以说，蔡邕也不可能是在初平元年（190年）到豫州为桥玄、陈寔作碑文。

以此推测：这些碑文虽然有可能是在中平六年（189年）九月至初平元年（190年）二月之间（加上一个闰十二月，共七个月时间）所做，但更多可能是在中平年间（184-189年）所做。

那么以《边让传》的“议郎”和这些碑文证据，能否证明蔡邕在中平年间已入朝为官呢？

其实不然，我觉得蔡邕本文的文字才是最重要的证据。譬如：蔡邕在其奏章《表太尉董公可相国》中写道：流离藏窜，十有二年。

见《全后汉文·卷71》及《蔡中郎文集·卷8》，后简称“表相国章”。

虽然这段文字之前有脱文，但仍然可以判断出是蔡邕说自己流亡在外有十二年之久。以蔡邕获罪于光和元年（178年）推算，到中平六年（189年）确实有十二年（虚岁）。足以证明蔡邕在184-189年间并未入朝。

所以，综合判断，最合理的情形应该是：蔡邕在中平年间（184-189年）就已经重返雒阳及中原地区政治圈（写碑文之类），但没有入朝为官。

范书《边让传》中的议郎身份，可能是脱“故”字，因为蔡邕获罪流放之前的官职就是“议郎”，而到了中平年间，蔡邕应该是以平民的身份向何进推荐边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