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迎天子（1 / 2）

很多人联想的是曹操纳荀彧之议，但早在曹操任兖州牧时，来投的毛玠已向曹操建议：“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这个真知灼见恐怕已留在曹操的脑海中。

刘协曾使刘虞子、侍中刘和伪逃董卓，欲招其父将兵来迎，但失败了；李傕与郭汜的混战期间，终逃出了长安。但除了张杨曾供应粮食外，其他军阀对他不闻不问，“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

刘协当初欲招揽的首选是与王允共诛董卓的吕布，但吕布自己无畜积，养不起这群汉官。因为当时的情况，正如《三国志．董卓传》所云：“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荊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这也解释杨奉收到董昭以曹操名义所写的信后，会表荐其为镇东将军、袭祖爵费亭侯。因为他不但少外援，更缺粮！

董承接纳赵岐之议，倒是促成了刘表遣兵“助修宫室，军资委输”，但沒有再进一步的行动。

袁术是有实力迎献帝，不过他想的却是自己称帝；袁绍呢？沮授倒是劝过他：“迎大驾於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袁绍听罢也说：“此吾心也。”尽管他真的遣郭图迎刘协，但最终却在会议中接受反对派淳于琼的建议，放弃沮授之策。袁绍本来就不太认同刘协这个董卓所立之傀儡，固是原因之一，毕竟他曾打算另立刘虞，来对抗董卓这个关东同盟部份人眼中的伪帝。

陈琳代笔的《为袁绍檄豫州》，倒以此为自己辩护当初的决定：“后会銮驾东反，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前一半与公孙瓒火拼是真的，烽火连遍幽、冀、青三州，但这只是对外能宣称的表面理由。当然，长安政权也应记一功，让公孙瓒假节督幽、并、青、冀四州（见《后汉书．刘虞传》），他便能名正言顺讨袁绍。

但其真正的理由有两个，其一是淳于琼（《献帝传》的记录是包括郭图，但陈寿则记郭图“还说绍迎天子都邺”）的反对之因：“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这个理由，恐怕才是当时大部份人（包括袁绍）的心中所想，。

另一个就真的不能明说了：“馥以书与袁术，云帝非孝灵子”（见《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吴书》）、“时议者……少帝幼弱，为贼臣所立，又不识母氏所出”（见《三国志．袁术传》注引《吴书》），直言刘协非刘宏子的韩馥，乃与袁绍谋立刘虞为帝的同谋，刘协有可能不怀疑袁绍是散播谣言的同谋吗？

关东联盟讨董时，朝廷曾遣五个使者，结果却是四死一被逐（仅大鸿胪韩融以名德免死）！其中，少府阴修是死于袁术之手，袁绍可以赖帐不认；但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和越骑校尉王愧等，却真的是袁绍下令予王匡杀掉。这五人是九卿、八校尉的级別，对无仇无怨的公卿尚如此，刘协会怎样想？胡母班死前臭骂袁绍的“悖暴无道”吗？界桥之战后，又杀长安所署的冀州牧壶寿，屡杀汉官还能让刘协无所顾虑吗？

公孙瓒表袁绍罪状中的第五条就称：“矫命诏恩，刻金印玉玺，每下文书，皂囊施检，文曰‘诏书一封，邟乡侯印’。昔新室之乱，渐以即真，今绍所施，拟而方之。”杨定曾请侍中尹忠为长史，刘协却在诏书以此回答：“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为关东所笑。”（见《后汉纪》卷28）可想而知刘协与关东之间的关系何等恶劣，关东盟主袁绍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少。

要知道很多忠于汉室的臣子如朱俊，留下一句“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后，就这样丟下陶谦，自解兵权入仕；李傕和郭汜欲杀王允，但忌惮在左冯翊和宋翼和在右扶风的王宏，先以一纸皇命征二人入朝，二人明知是计但宋翼还是云：“然王命所不得避也。”结果入朝被害。

因为他们投靠汉室是只认刘氏皇帝，而不是当权者本人。沮授有沒有提供能解决双方间互不信任的方案呢？至少沒有文献记录。连迎帝之决定都沒有作出，自然也不会有具体实行方案，从河內借道还是从兖州借道，自然也无从谈起，何况袁绍还忙于征战四方。

曹操迎刘协后，“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也还真可能是刘协本人的意愿，但更多的是曹操欲从此抛开“袁、曹一家”的形象，哪怕甘冒被袁绍攻击之危；袁绍倒是被迫要上书解释。这又显示了在建安初，汉帝还是有点影响力，否则袁绍也不用回书。（应劭在建安元年删定律令作的《汉仪》，更像是个人行为，袁绍只是不干预让其上奏。因为从根本利益上来说，不是汉忠臣的他，自然不乐见其他人控制的朝廷办得有声有色。就算袁绍因大将军职被让而改变立场，也就两、三个月，时间太怱忙。）

可能是受此打击，袁绍倒是欲更进一步，抛下汉室对其的影响，《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典略》云：“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绍以苞密白事示军府将吏。议者咸以苞为妖妄宜诛，绍乃杀苞以自解。”只是在手下的反对下，唯有弃车保帅。

像“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的荀彧，恐怕就是早已看透袁绍的本质，哪怕被袁绍待以上宾之礼，还是要投靠比袁绍弱小多、当时连一块地盘也沒有的曹操。“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固是原因之一。曹操是关东讨董时，是仅有两个追击的其中一位；曹操欲迎刘协时，丁冲信中称其“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荀彧恐怕不是沒有考虑两人对汉室的态度，因为曹操在当时确实比袁绍更尊汉。

袁绍的各种举动，其实就告诉大家，迎不迎汉室，不单单是政治取向的问题，而是决定你想让怎样政治立场的士人来投；你也不能逆大多数臣子们的意愿而行。

正当袁绍犹疑之际，刚从吕布手中夺回残破不堪的兖州的曹操，对于是否迎汉帝一事上，有意见认为“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诸将或疑不是全无道理，唯荀彧、程昱力劝，其中荀彧更是把其想法，具体化、形象化，动之以利来说服曹操：“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范晔所述与陈寿略有小异）

荀彧站在曹操的角度来思考，先提出姬重耳、刘邦的旧事，既而再以大顺、大略、大德之利来打动曹操，最后说韩暹、杨奉之流不足为惧。曹操终于走出争霸天下最重要的一步。

另一方面，琅琊王刘容弟刘邈在初平四年（见《后汉纪》卷27）至长安时，盛称曹操忠诚于帝。这事说明有王族在刘协前称曹操是忠臣，且他确有实际行动显示过忠诚（关东军时西进、数百里奉迎欲和解关东的赵岐），刘协当初是能信任曹操的，这是他和袁绍的区別。何况如同司马光等在《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七年所讲：“尺土一民，皆非汉有”，他也沒有其他可以再失去的，故双方一拍即合。

曹操在得知被表荐为镇东将军和袭祖爵费亭侯后，并不是立即接受，而是先后三次退让（见《艺文类聚》卷51）。当中也不忘申述自己的功劳（实至名归）和忠于汉帝，不但争取了汉室及其官员，亦令仍流浪各方的士人有好感，最终以上《谢袭费亭侯表》告终。

乘董承潜召入京之机，曹操奏韩暹之罪，迫使其出逃。成功揽权（领司隶校尉图能监察京官、录尚书事控制尚书台）的同时，以封列侯的方式拉拢其他汉官，尤其是还有兵权的董承。当中，钟繇和丁冲算是答谢其助己行为。又追赠沮儁为弘农太守，谓“矜死节也”；诛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三人，谓“讨有罪也”。那也应该是出师有名，方能达至立威为实。

曹操犹疑是否把汉帝迁往新占领的颍川，还是仍留在残破不堪的洛阳之时，早已为曹操效力的董昭分析利害后，曹操诈称移往鲁阳，方便就食许都之粮。杨奉中计，发现时曹操已迁都于许。曹操在许都干了一件仕奉汉室的大事：宗庙社稷制度始立（《为袁绍檄豫州》提及的徐勋助缮修郊庙，自然只是顺水推舟协助，暂时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也上贡了很多日常生活的器物（详情可见《曹操集》收录的《上器物表》、《上杂物疏》）。

远在长沙避战祸的杜袭，“太祖迎天子都许”后，“逃还乡里”。句子的次序透露出一个讯息：先有曹操迎汉帝都许，后才有杜袭回乡。甚么原因驱使杜袭这么干？与杜袭齐名、同避乱荊州并通财，曾合为一家的赵俨，解释了个中关键。他得知曹操迎帝后，便对谓繁钦说：“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

荀彧已仕曹多年，难道他沒考虑过邀请“托疾隐居”的荀悅同仕吗？不太可能。忠于汉室的荀悅，偏偏也是这时才为曹操的镇东将军府所辟；道路隔绝无法往蜀的荀攸，也是这时方仕曹。

《孔少府集》载有孔融《六言诗》三首，第二首为：“郭李分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第三首第一句为：“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这算是反映了曹操初迎汉帝于许时，一部份人对曹操的印象；孔融自己也在北海为袁谭所破后，应征为将作大匠，且也写书劝王朗北来：“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

拥帝后，曹操才得以任三公之一的司空：公府辟召对仕子的吸引力，无疑比州府为大。但更大的优势是，在拥帝下的情况下，能上表推荐后，由皇帝下令征召（“表征之”）全国士人：华歆、王朗这两位日后的魏朝三公就是明例，其中华歆，孙权纵不愿也只能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