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1 / 2）

“黄金难铸，白璧谁完”是刘伯温对余阙最好的肯定。但在1358年他离开处州回青田老家时，他还从未想过余阙会这么早牺牲。因为一年前，余阙守卫的安庆城多次击退了徐寿辉天完兵团的进攻，安庆城在那时成为不倒的传奇。但就在1357阴历十月，徐寿辉的骁将陈友谅沿江而下，先是奇袭小孤山并将其攻陷，然后直趋安庆城下，并对安庆城完成包围，不分昼夜锲而不舍地猛攻数月。次年一月，安庆城陷，余阙以死殉国。

据民间传说，余阙牺牲时，刘伯温做了个梦。他梦见天突然大开，天开处突然走出一位飘飘有神仙之姿的高大人物来，并对他说：“走，我带你去见识另外一个天。”

刘伯温这时从梦中醒来，烈日炎炎，烽火冲天。他想，另外一个天，应该就是不同于元王朝的天吧！

刘伯温的政治理想

刘伯温1359年回青田时，江南已彻底乱成一锅粥。刘伯温在书桌前说：“我要写本书。”刘伯温写的这本书就是享誉中国寓言史发展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郁离子》。“子”是集的意思，“郁离”是文明的意思，合到一起就是：盛世文明指南集。就是说，将来有领导看了我的书，如果能读懂并且可以实践，那就可以把国家领到天堂一样的境地。其实，这是刘伯温后来策划出来的书名，他准备写书的本意并没有这么高大。他只是因为大半生的时间都在人间，所以见到了无数龌龊小人，这些人寡廉鲜耻、荒唐可笑、奸诈凶险、贪婪可恶。思来想去，就说：“我应该把这些鸟人的事情都记下来，但不能对号入座，还是采用寓言的方式。”这和几百年后蒲松龄写《聊斋》是一样的思想。

不过，刘伯温的策划很见功底，里面虽然有很多为人处世的指南和一些看不出到底是何用意的趣味故事，但却有几篇主旨是针对领导人和国家的。我们知道，策划一本书的书名时，找准它的卖点很关键，而卖点就是书中最让人感触的内容。所以，刘伯温用了“盛世文明指南集”这样的广告语。这本书还可以看成是刘伯温对祖国混到这步田地的分析与总结，还有警告、呼吁以及扭转乾坤的建议。

在分析元王朝为什么到今天这个地步时，刘伯温用了老虎和麋鹿的故事。一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老虎看到一只麋鹿，拼命追击。麋鹿回头对老虎说：“你这畜生，昨天刚咬掉我一块肉，今天又来。”老虎说：“别废话，我今天还要吃了你全身的肉。”麋鹿一路奔逃，到一山崖边，看到老虎信心百倍地冲了过来，麋鹿一个猛子扎下山崖。老虎的眼里只有麋鹿，没有悬崖，所以也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结果，麋鹿没有活成，老虎也跟着跳下去死了。

老虎就是元王朝的领导阶层，或者说是官僚阶层。众所周知，元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民族歧视政策之外，当然就是元王朝的独裁政体，这种政体下必然产生贪污腐化，贪污腐化如影随形地跟着独裁政体。因为任何官员都知道，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上级，只要把上级伺候好，就可以高枕无忧。至于那些百姓，元王朝独裁者的走狗们早就给出了定位，就是那只麋鹿，官方术语称为“羊”。略清明点的时候，放牧人为了让羊多出奶、多出毛，为了涮火锅时的羊肉更鲜美，所以对百姓还算客气。但一旦放羊人浑噩，羊就倒霉了。

元王朝的老百姓是宇宙中最悲惨也最顽强的人，他们与权力阶层的贫富差距有天壤之别，这没有关系。权力阶层把他们当草芥，这也没有关系。直到某一天他们忽然认为现存制度对他们百害无一利时，他们才虚弱地拿起武器，但绝望时产生的力量是雷霆万钧的。

回到刘伯温的课堂上来，刘伯温指出，麋鹿跳下悬崖，是迫不得已：前有悬崖，后有猛虎，无论进、退，都是一个死。如果后退，那是必死无疑；跳下去，当然是九死一生，但万一绝处逢生，也比等着被老虎吃掉强。而老虎是个蠢货，它的前进和后退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它却跟着麋鹿跳了下去。

最后，刘伯温点明主题：如果统治者逼民太甚，老百姓就会革命，与统治者同归于尽。正如当年革命祖师爷陈胜说的那样，革命是死，不革命也是死。但革命的话，如果运气好还可能生存下来。

鲁迅说，没有女人未结婚之前会有妻子的天性，妻性都是逼成的。老子也说，当百姓的神经被统治者压迫得痛不欲生时，就会极端地走向反面，不会害怕统治者的威力，进而发生不祥的事情。所以，人民幸福指数直线下降之时，就是革命指数飙升之日。

“因为民众最终是能醒悟的，”刘伯温说，“这是有事实为证的。”请看下面这个故事：多年以前，在楚国有个以养猕猴为生的人，楚国人称他为“猴公”。每天早上，他都会在庭院中给猕猴分派工作，让老猴率领其他猴到山里去，摘取植物的果实，取十分之一的果实来供养自己。有的猴不给，猴公就用鞭子狠揍它们。老猴们都认为这种生活很苦，却不敢违背，因为它们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有一天，有只比较伶俐的小猴问众多老猴说：“山上的果子是猴公种的树结出的吗？”老猴们说：“胡说，果实是天生的。”小猴又问：“没有猴公的同意我们就不能去采吗？”老猴们说：“这怎么可能，就是没有他的吩咐，我们也能去采摘。”小猴又问：“既然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听从他还要被他差使呢？”老猴们一拍脑袋，说：“呜哩哇啦，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

就在那天晚上，猴子们等猴公熟睡以后，打破栅栏毁坏仓房，拿走猴公存放的粮食，相互拉着手，蹦跳着进入森林，不再回来。猴公的结局是：因为没有猴子供应他食物，只好活活饿死了。

刘伯温在故事的最后点评说：“世上那种凭借权术奴役人民却不依正道来规范事物的人，不像猴公吗？只因人民昏昧尚未觉醒，才能让他得逞，一旦有人开启民智，那他的权术就穷尽了。”

猴公肯定不知道这样的大道理，因为他马上就要饿死了。估计他饿死之前，肯定会对那些猴子们深恶痛绝，认为平时的惩罚不够！

什么是正道的权术？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人应该遵从什么原则呢？刘伯温有着极为精深的论述。

他说：“治理国家的人就像医生，经过把脉才能了解症候，明确了症候才能开出处方。医生要针对病人的病因来开处方，开得正确，病人的病就能治愈，开得不当病人有可能死去。因此，一个知道症候、脉息但却不会开处方的人就不是个好医生，即使是今天，一些中医都能用自己的知识知晓病人的症候，但医生之间的高下之别就在于，有的医生能拿出好方子，而有的医生明知道病人是什么病，却拿不出好方子。”

刘伯温说：“不懂症候，又不懂脉息，靠道听途说来开药方，却对人说我会治病，这样的人就是危害百姓的盗贼。同样道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安宁和动乱是症候，制度和管理是脉息，道德和法律是处方与治疗方法，人才则是药材。只要处方开得符合于症候，用药就不会出错，天下的病得不到治愈的事就少了。”

当然，刘伯温也不忘提醒治国者，“德”才是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力”虽然暂时奏效，但长久下去，必然会失去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