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林儿这段时间受到了太多的惊吓,见到朱元璋时,已吓得说不出话来。这是朱元璋从韩林儿的脸上看到的第一种反应。但当他向韩林儿请安,并述说自己的忠贞不贰时,他又看到韩林儿脸上展露出第二种反应:惊和喜的混合,用他那双独有的忧郁的眼神传递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对他说:“安丰城已不安全,况且经此一战已没有了作为都城的资格,我请您到滁州。”
韩林儿弱弱地问了一句:“我还是我吗?”
朱元璋的嘴角露出狰狞的一笑来,没有说话。
韩林儿离开他那残破不堪的宫殿走出安丰城时,迎面扑来了缕缕红色的雾霭,打湿了他的脸。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把手上淡淡的红,凑到鼻子上闻时,一股血腥味冲了上来。他在心里说,命运可能已经注定了。的确,命运有时候在一个人身上注定很多东西,只不过有人发觉了,有人毫无感觉。当他一只脚迈进滁州城城门时,那个曾经气势如虹的韩宋帝国就已经灰飞烟灭了。人们唯一能记得起它的,也许就是滁州城里被软禁起来的小明王韩林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韩林儿的形象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化成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至此,我们突然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刘福通哪里去了?
刘福通的死是那个时代无法破解的谜。要叙述这个谜,将是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考据。有史料记载说,刘福通在安丰保卫战中战死了;也有史料说,刘福通虽然没有战死在安丰城的城墙上,但吕珍破门而入后,他拒绝作任何形式上的投降,被吕珍杀掉了;更有史料说,吕珍根本没来得及杀刘福通,就被朱元璋打跑了。所以,这位革命大佬后来见到了后起之秀朱元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城后还活着,他和朱元璋的相会必然是一场大书特书的煮酒论英雄式的相见。不过,任何史料都没有记载这次相见。只有两种可能:一、朱元璋根本就没有见他,或者说,没有给他机会与自己见面长谈;二、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时已经成了鬼,也就是真的死掉了。
几年后,朱元璋谋杀韩林儿,有的史料中也没有提到刘福通。但有的史料提到了“刘太保”这三个字。至于是不是刘福通,不敢擅作评断。
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朱元璋进入安丰城时,刘福通和韩宋帝国的结局就已注定。他和他的韩宋帝国这支蜡烛燃烧殆尽,已成了人人都漠不关心的残烛,他所留下的只是蜡烛的眼泪凝结成的烛冢。
刘伯温曾在心中说,要小心刘福通。但如果当时朱元璋真的见到了活着的刘福通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如刘伯温那样担心。因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一只没有了利爪和尖嘴的雄鹰,只能做宠物,做展览品。
当朱元璋回到应天城时,对刘伯温轻轻地说:“一切都结束了。”
刘伯温却摇了摇头,说:“才刚开始!”
竖牧耳,奉之何为
刘伯温说才刚刚开始,并非在说小明王。直到朱元璋把小明王放到滁州,又在小明王身边安插上自己的人后,刘伯温才发现,从实际政治上而言,朱元璋比他走得远了许多。刘伯温当初说,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是出于一个谋略家的考虑,而不是政治家。谋略家要算准每一步,每一步都要走得稳妥,不能有半点差池。但他又不能算得太远,因为太遥远的事,过于飘忽不定,谁都无法保证。正所谓,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以解救小明王这件事来论,刘伯温算计的是,正好趁此机会借张士诚的刀杀掉小明王。因为他只考虑到这点,所以他才问,如果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问这话时他内心的想法其实是不解救。朱元璋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另一番景象:小明王已夕阳西下,无论怎么安置,都不成问题。关键是不能让张士诚得了士气。
这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第一次分歧,两人都没有错。因为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形势自然也就不同。其实,刘伯温不想让朱元璋解救小明王,还有他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是属于刘伯温和他的同道,也就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
1360年,刘伯温到应天献上《时务十八策》后,得到了朱元璋的信赖。自此后,每遇大事,两人就躲进密室中商议。一般事务,则在会议室中和其他人一起商讨。1361年大年初一,朱元璋突然在会议上命人搬来一把椅子,居于中央,他自己则一本正经地坐于偏席,这让初来乍到的刘伯温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释说:“这把椅子是给我们韩宋帝国的皇帝小明王准备的,我们每年初一,都要拜他一拜。在他英明的领导下,我们才有今天,大家都要心存感恩。”
刘伯温在众人之中,就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冷笑。他向来是个敢说话的人,遇到和自己心灵抵触的事,总要发泄出来。这一声冷笑把众人笑得莫名其妙,朱元璋就问他为何而笑。刘伯温指着那张椅子说:“放牧的小屁孩,拜他做什么(竖牧耳,奉之何为)!”
朱元璋的脸上就显出极不舒服的表情来,倒不是因为刘伯温对韩林儿不恭,而是因为他朱元璋小时候也是个竖牧。刘伯温可没有指桑骂槐,韩林儿小时候是否放过牛、羊、猪,他没有调查取证过。不过可以用常理推测,当时的小孩如果不读书,那就是要给地主家放牛、羊、猪。
朱元璋在最快的时间里发现刘伯温并没有指桑骂槐,就未置一词。这件事他很快就忘记了,可刘伯温却铭记于心。这缘于他的人生经历,一个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才有这样的想法。
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孔子算是可以容纳百川的大度之人,当时他还去向非儒家大师老子请教学问,被老子几句话训了出来。他一点都不生气,还对弟子们说:“这老头虽然不习我等儒术,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人啊,我真想拜他为师。”这件事,让孔子的弟子们印象深刻,无数年过去后,孔子这种不存门户之见的风度涵养成为弟子们回忆老师的故事之一。
不过,在儒家看来,道教和佛教却是最要命的异端,因为它们是叛乱者的温床。
刘伯温所在的时代,道、佛二教被称为异端,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只有在有人借助它们叛乱时,它们才是异端。如果没有,那这两种学说则是知识分子们最青睐的。刘伯温本人对道家和佛家思想就深有心得。注意,刘伯温青睐的是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而不是道教和佛教。
与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相结合而发动的红巾军,在刘伯温看来就是道教和佛教的杂交产物。白莲教是一个大杂烩的教派,它混合了佛教、明教(摩尼教)、弥勒教等内容,独树一帜,称自己为白莲教。它的核心观念就是弥勒重生思想:佛祖涅盘后,世界成苦海,千难万险即将呈现。等弥勒现世后,则立即成为极乐世界。
刘福通眉批道:佛祖涅盘了几十年,我们在苦海中成长,如今弥勒就要现世,你看我的朋友韩山童相貌奇异,其实他就是弥勒佛下生,明王转世,我们和他一起显灵去。
就这样,刘福通、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叛乱敲响了元王朝的丧钟。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