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在1364年阴历二月回家的路上时,他对这种印象逐步加深了。可能就是在那条通往家乡的路上,刘伯温开始扭转他和朱元璋的关系。但他那刚直、不管不顾的性格如老虎一样拦在他面前,使他功亏一篑。
刘伯温回家时,圆月高悬,树木在月光下像是剪影,偶尔传来几声鸟叫还有猴子的嬉闹声,这在夜晚显得极为恐怖。四周一片凄惨,浓烈的雾气打湿了双脚,他就在月亮钻进云里时,突然停了下来,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做我自己!”
说完,不知什么原因,刘伯温又突然想起了陈友谅和他的大汉帝国。才几个月的时间,刘伯温几乎把这位英雄人物和他一手创建的大汉帝国忘却了。在那片月光如水银流淌的世界中,他试图在眼前展现陈友谅的尊容,可总是被朱元璋那张丑陋冷酷的脸挤到一边去。他努力用眼睛把陈友谅的脸拉回来,却拉回来一张哭丧着的脸。那张脸上雕刻着一张床。这张床用云南出产的楠木架构而成,楠木上镶嵌着制作精美的金片。刘伯温见过这张床,有一天,投降了朱元璋的陈友谅部下抬了一张床,放在朱元璋脚下,恳请朱元璋笑纳。
朱元璋的眼睛一亮,发出贪婪的光,但那光倏然熄灭。因为在他身边有很多人。那些人眼睛放出比他还亮十倍的光,垂涎三尺。他极端严肃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开始进行思想教育:“这个床,如此奢华,和后蜀后主孟昶用珍宝做成的夜壶有什么区别?”
孟昶是五代后期南中国后蜀的皇帝,此人在生活的奢侈上极具想象力,他曾用七彩珠宝装饰夜壶。北宋第一任帝赵匡胤灭掉他后,看到他的夜壶,大怒,拎了锤子就把上面的珠宝敲了下来,说:“这小子用七样珍宝来装饰这个东西,那么又会用什么容器来装他的食物啊?他如此奢侈,怎么会不亡国?”
朱元璋能想到孟昶,说明他对中国历史颇有了解。所以,他和赵匡胤一样,也来个毁坏作秀,命人把那张价值连城的大床销毁。
这一倡导廉洁的举动马上感动了身边的马屁精们。其中一只就跳出来指责陈友谅:“没有富有就先骄傲,没有达贵就先奢侈,因此而失败。”
朱元璋认为他说得很好,但他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富有了难道就可以骄傲?达贵了就可以奢侈?有了骄傲奢侈,即使是富有达贵还能保全吗?在富有达贵的时候,才应该抑制奢侈,崇尚节俭;戒除奢侈的欲望还恐怕不能符合人民的意愿,更何况用尽全天下的能工巧匠,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呢?这样很容易就导致灭亡了。前车之鉴,不能重蹈覆辙。”
刘伯温在一旁听着,他已经听出来了,朱元璋现在俨然以中国的皇帝自居了,可朱元璋离中国的皇帝还有一大段距离。谁都知道,就是在南中国,他若称中国皇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张士诚。
必须要和张士诚有个了断,朱元璋看向刘伯温,目光犀利、坚定。刘伯温的头上有一个白色的光环,十分耀眼,据民间说,那是大仙的特征。
敌人在哪里
刘伯温50岁时出山辅佐33岁的朱元璋,流年似水。1364年时,刘伯温已54岁。在这四年时间里,他让一个并不起眼的割据政权脱胎换骨,一跃成为南中国第一霸主。后人说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太过于夸张,但他能点石成金,却是事实。
当朱元璋于1364年正月自称吴王时,他心中早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年正月,他的同乡,也是他最信赖的战友李善长和徐达要求他登基称帝。他内心抑制不住地兴奋,可他虽然是个冒险家,但极有政治头脑,这个时候称帝,虽没有弊,但也没有任何利。所以他假惺惺地推辞说:“战马还在战场上驰骋,人们还在呼号中奔走,天下未定,天命未必在我,不可冒昧行事。”
他似乎忘记了他在鄱阳湖上写给陈友谅的信,但刘伯温未忘。那封信字里行间把自己居于天命之处,而把陈友谅放在逆天而行的火炉:“你不要做欺人之事,马上取消你那皇帝的称号,等待真命天子的到来。否则,家破人亡,后悔晚矣。”
那时,鄱阳湖之战才进行到第二天,朱元璋明显占据劣势。能在如此形势下有这种猖狂的口吻,刘伯温很是吃了一惊。但刘伯温吃惊过后,就看透了朱元璋的肺腑,这是个想做皇帝想疯了的人。当他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的三个月后,在众人的拥护声中冷静地拒绝称帝之时,刘伯温又很是吃了一大惊。这人的理性和自制力如此强大,真是世间,至少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人啊!
站在刘伯温那超自然智慧的圣坛上,就能明白朱元璋为何不称帝而只称王。第一,小明王还在滁州活着,天下的人、包括草木鱼虫都知道他朱元璋是小明王的部下。如果他朱元璋称帝,那他的领导小明王该称什么?也就是说,有小明王在,至少在名声上,他就无法称帝。
不过,这件事在1364年的朱元璋看来,并不是什么事。让他真正挂怀的是,陈友谅虽然不在了,但他还有敌人。他说:“我们不能忽视任何敌人。”
据朱元璋的叙述,他有四个敌人。第一个就是那位多年前被方国珍活捉,后来又和王保保势不两立的孛罗帖木儿,1364年,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第二个则是王保保,这个人非比寻常。几年后,他让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寝食难安;第三个则是李思齐和张良弼,两人占据关中;最后一个,也是离朱元璋最近的敌人,就是张士诚。
据刘伯温看来,这四个敌人的前三个不足惧,至少在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威胁到朱元璋。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虽然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兵团,但军纪太差,打不了硬仗。王保保在河南,军纪严明,可士兵太少。至于李思齐和张良弼,更不足以忧虑,因为他们占据的关中严重缺粮,自保都成问题。
刘伯温最后说:“我们最大的敌人自然就是张士诚,这人要军队有军队,要粮食有粮食。想要消灭他,必须要审时度势,在最好的时机给他最致命的一击。”
朱元璋问:“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刘伯温朝天空望去,那时,应天城中阴雨绵绵,房檐挂着一道雨帘。刘伯温和朱元璋并肩站在檐下看雨。刘伯温没有给朱元璋答案,朱元璋也没有继续问。几年来,两人似乎已形成一种阴冷的默契,朱元璋知道,刘伯温该说的时候肯定会说,他不说的时候,证明时机还未成熟,所以,不必问。
几年后,刘伯温在朱元璋的许可下参与法律制定。他提出一个影响朱元璋多年的思维定势:执法要严,要灭绝人性的严厉。他说:“元王朝的覆灭就是太宽纵。所以,真正的法律应该是这样的:它一旦被制定出,如果不是在非常时刻,它就不该被变动。任何人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对法律顶礼膜拜,执法者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君王自己也没有资格修改、意淫法律。”
中国古代的这种法制精神并非刘伯温的启蒙。千百年来,中国一些拥有良知的执法者都在千方百计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是,当他们面对有实力的犯罪嫌疑人时,纵然口若悬河,也无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而中国古代,触犯法律、玷污法律的人有时候是皇帝本人,而有时候则是皇帝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些坐在尊贵位置上的人。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法律,而是他们下面那些狗仗人势的奴才。这些人不仅是皇帝的敌人,还是国家的敌人。
朱元璋曾问刘伯温:“我的敌人在哪里?”刘伯温告诉他:“人最大的敌人不在外而在内。”朱元璋当时并没有理解,直到1364年那个阴雨连绵的阴历四月,朱元璋才知道他的敌人在哪里。
功勋盖世的徐达是第一个被朱元璋叫来训话的人,因为他的那些家人仗着他的势力在应天城中为非作歹。他们根本不知道主人创建下这些功勋背后的艰辛,他们认为主人能有今天的辉煌,必须要惠泽于他们。所以,他们骄傲了,跋扈了,在菜市场买菜不给钱,出门乘坐超过规格的车队,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拳脚相加,搞得应天城乌烟瘴气。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