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6章 襄子问道（一）（1 / 2）

论仁、论徳、论诗，在香烟袅袅的居室里，孔丘与众人一一问答。

在此期间，虽然孔丘的脸上总带着慈祥和蔼的微笑，但与他几番对答之后，包括我在内的五名新弟子额头、发际都渗出了一层薄汗。不厉而威，说的便是孔丘这样的人吧！

“赐，今日学堂何人坐讲啊？”孔丘的目光在众人脸上淡淡地扫过。

“正午之前是子夏讲诗，正午之后由仲弓与弟子论政。”跪坐在墙边的端木赐抬手恭声回道。

“哦，卜商（1）亦是卫人，他与你们几个年龄相仿，对诗也颇有些见解。走吧，我们也到学堂去瞧瞧！”孔丘拾起地上的黑漆拐杖颤巍巍地站起来。

我起身欲上前搀扶，谁料无恤一个箭步窜到孔丘面前，抬手便是一礼：“孔夫子，鄙心中有疑，还望夫子解惑。”

屋内众人皆是一惊。

孔丘神情泰然自若，他放下拐杖，端坐下身子，对无恤回了一礼。

无恤这是怎么了？昨天晚上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没兴趣向孔丘求学，这会儿怎么又是一副少有的认真之态？

无恤挺身端坐在孔丘面前，一双眼睛更是不避不躲直视着孔丘：“夫子曾云，‘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2）？”

“然也。”孔夫子点头应道。

“晋人铸刑鼎，叫众民知法。夫子曾言，晋其将亡？”

“然也。”

“夫子之意，莫不是说，为君者要想一国长治，便要欺瞒愚弄国民，使其不知？不知方能不察，不察方能不乱。夫子游历列国时，常言要教化万民，莫非只是虚言？”

无恤这话一出口，我仿佛见到一把寒光四溢的青锋剑自他身上离鞘而出，剑尖直指孔丘。

“子何人？敢对夫子如此不恭！”坐在无恤左下首的一个卫人怒目圆瞪，双手撑席猛地抬起了身子。

我不知道无恤是从哪里得知了孔丘的言论，但刚刚那一句“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说的是，君主统治民众，驱使他们去做事便是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则没必要告诉他们。这句话很自然地让我联想到了当年晋国铸刑鼎时孔丘说的那句——“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丘说，民众懂了刑法准则就失去了“刑不可知，威不可测”时对贵族的敬畏。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看，的确会让人怀疑孔丘平日里虽然宣讲要爱民、教民，实际上，他主张的却是愚民，让民众不知、不察、不乱。

哎，也难怪那卫人会说无恤不恭。第一次拜访孔丘，他居然就拐着弯地骂孔丘虚伪。

不过，孔丘听了他的话却没有丝毫恼怒，他笑着制止了那名暴怒的卫人，转头对无恤徐徐道：“世人之智有高低上下之分，若上位者每每施政，必先家喻户晓，强迫不识字的庶人也要深晓每条政令背后的缘由和意义，那不仅没有好的效果，反而会混淆民众的耳目，迷乱他们的心思。丘以为，若想与民知，必先用礼乐教化他们，让他们懂得学习。假以时日，如果耕地的农人，伐木的樵夫都能像你一样在心中思考一国长治的方法。那丘相信，届时即使没有人告诉他们政令背后的深意，他们自己也能通晓一切，出仕论政了。”

“夫子是说，庶人只要学礼也可出仕为官，与上位者同室论政？”方才那言行激动的卫人忍不住往前挪了几步。

“然也。”孔丘捻须点头。

“那夫子为何又说晋要亡国？”无恤思忖片刻又问。

“教民识法当然不至亡国，卿族争斗不施德政才会使晋亡。当年丘有此言时，晋国正值六卿内乱，民不聊生。鼎乃国之重器，赵鞅把范宣子所著《刑书》铸在了铜鼎之上，就意味着晋国把刑法放在了礼义道德之上。执政之人不施德政反而用刑法来威胁黎庶，这才是亡国之道。”

“亡国之道？”无恤眼中的冷漠终于因为孔丘的一句话漾起了波澜。

“夫子之意是说，德治好过刑治？”我施礼问道。

“然也。”

“但弟子听闻，施政有宽猛之分。用道德礼义治国必然‘政宽’，用刑法来治国必然‘政猛’。昔日郑国子产大夫首铸刑书，使民知法度，而郑人安居乐业，且作诗来颂扬他。他离世后，大夫游吉在郑国施以德治宽政，反而使郑国匪盗横行，黎庶怨声载道。如此看来，猛政，岂非优于宽政，而刑治，优于礼治？”

“非也。”孔丘摇头笑道，“子产之政不同于六卿之政。子产大夫虽也铸刑书，但他却是以刑治辅德治。子产大夫性仁爱民，是以郑兴。若施政者不施德治，而滥用刑责，那只会动摇国之基础。”

“譬如齐国？齐君不仁又多用酷刑才致陈氏乱国？”

国之基础便是一国之民。齐国多酷刑，齐景公在位时，齐国市集之上卖假脚的人比卖鞋的人还要多。人们不缴纳赋税就会被砍去腿脚，而陈氏一族正是从那时起处处施恩于国民，以致后来公室民心相背。

“然也。”孔丘看了一眼端木赐，点头笑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