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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他谦恭的表象之下,却不断地拉帮结伙,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利用司礼监的权力安插自己的侄子王山为锦衣卫同知,并广结党羽,控制朝臣。
这位王山先生听说自己的叔伯发达了,远来投奔,得此高官,十分得意,但如果他知道在七年后,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官了。
三杨可以应付过去,但那个老太婆是应付不过去的,隔那么几天,王振总要被拉过去骂一顿,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王振没有办法,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前辈是他所对付不了的。
只能等她老人家自然死亡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正统七年(1442)十月,历经四朝的张太后离开了人间,王振夺权路上最大的阻碍就此消散。
此时,三杨中的杨荣已经去世,而剩下的杨士奇和杨溥也已年老多病,回天无术了。
王振的机会来了。
他从此大权独揽,广结同党,不但控制了锦衣卫,还收了很多属下,其中不乏饱学之辈,圣人门徒,而要论最无耻的一个,莫过于工部侍郎王祐。
这位王祐先生曾经有一次到王振家中探望。在明代,大臣们都留有胡须,而王振没有胡须(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当他见到王祐时,才发现这位大臣也没有留胡须,便问他原因。
王祐先生是这样回答他的:(以下内容可能引发呕吐,请先作好思想准备)“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
在我看来,王祐先生真正达到了无耻无界限的境界,无耻到祖坟上都冒青烟。
正是有了这些无耻之徒的帮助,王振在朝廷内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排除异己,利用杨士奇儿子杀人的事件,攻击他教子无方,最终打垮了这位四朝老臣,之后他又陆续诬陷户部尚书刘中、祭酒李时勉等不服从他的大臣,并把他们赶出了京城。
此时的王振,内得皇帝信任,外有打手帮忙,独掌大权,鱼肉百官,可谓风光无限,成为了明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太监。
大权在手的王振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
五十年前,朱元璋先生为了防止今天王振现象的出现,特地在宫门口立了一面三尺高的铁碑,铸上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可是正所谓人走碑凉,谁写的,立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人管,有没有人执行,到了王振当权,这块碑文就被当成了贴在墙上没人管的奖状,再也无一人理睬。
大家不理,王振却不一样,他总是觉得这玩意儿太刺眼,于是便命人移走这座碑。
如果老朱还在,他一定会把王振这小子抓起来,剐上三千刀再让他死,可时代不同了,也实在不行了。
大家第二天上朝,看见开国皇帝的手迹突然没有了,却都保持了集体沉默,他们都知道是谁干的,到最后却成了打死我也不说,打死我也不管。
朝政如此,多言何用!
但就在王振气焰滔天之时,也有一个人就不买他的账,而这个人也实在不是等闲之辈,虽然吃了点亏,但王振终究还是不能把他怎么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正统六年(1441),当时太皇太后已经病危,无法再训斥王振,三杨也无能为力,王振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政大权,所有外地巡抚官员回京都要照例孝敬王振一些金银财宝,多少倒无所谓,但总得意思一下,表示对这位死太监的尊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此人从山西巡抚回来,别说金银,连陈醋都没带回来一瓶。王振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当即把这个人关了起来。
王振是一个做事偏激的人,对于这种明摆着不给面子的人,他是不会留情的,他本已准备编织罪名,把这个人干掉。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人似乎很有背景。
不但地方上的官僚、老百姓帮他说话,连朝中重臣杨士奇等人也为他求情,甚至某些藩王也出面了,要王振不要把事情做绝,否则就要他好看(藩王可是不好对付的)。
一贯整人到底的王振终于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权位不高,却很不简单,是不能“人道毁灭”的,于是他一反常态,放了这个人(不放也不行)。
此人也确实厉害,他被整得很惨,却一句软话也没有说过,一直痛骂王振,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坚持和他对抗到底。大有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气势。
这位硬骨头有背景的仁兄就是于谦。
可惜在当时这样的人太少了。
抱负
掌握朝政,统领群臣虽然威风,但这并不是王振的最终目的,事实上,王振并不只是一个贪财贪权的人,他也有自己的追求抱负。
王振也有着自己的偶像,他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像自己的这位偶像一样,横扫千军,锐不可当。他的这位偶像就是朱祁镇的曾祖父朱棣。
虽然自己以前只是个文人(现在是太监),但却十分向往率军出征的威风凛凛,而先辈郑和的丰功伟业也不断鼓励着他。
太监就不能横刀立马吗?立给你们看看!
这下问题严重了。
一个人如果饥饿就会去找东西吃,因为这是他的基本需求。
如果他已经吃饱了呢?那么他就会四处闲逛,找点事情干,反正闲着也闲着。
如果一个吃饱的人又找不到什么好事干,他可能就会去干坏事,实现自我价值。
王振大概就属于后两种情况。
他已经大权在握,家财万贯,权和钱都有了,这位死太监也有了新的人生追求——建功立业,名留青史。
应该说,有这样的志向是好的,但问题关键在于这位有志太监本身的素质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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